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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友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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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学(散文)

从微信看到,坐落于济宁红星路北侧的济宁师专旧址马上就要拆除了,谨以此文致敬我记忆中的母校,致敬健在和已经去世的师长,致敬我同班同系的同学,致敬我们逝去的共同的青春芳华……

1980年9月的一天,我暂别了家乡,坐上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,不到两个小时,来到古城济宁,成为了济宁师专(今济宁学院的前身)众多新生中的一员。据1980年的《光明日报》说,这一年,全国的高考录取率只有8%,能“挤”过这座“独木桥”,在那个城乡差别比较大的年代,已属于“幸运儿”,尽管有人“挤”得“跌跌撞撞”、“鼻青脸肿”。要知道,还有大约92%的同学或同志们在彼岸“望洋兴叹”。就我本人来说,考学之前,我已经是有着3年多教龄的民办教师了,1980年考上大学者,应届毕业生已经占到绝大部分,社会青年执着如范进者,已经不太多。况且我已经二十多岁,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,与和我的学生年龄差不多的人做同学,既有考上大学的欣喜,也实在有点“难为情”。

来济宁上学,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“远门”。以前出门,最远的距离,就是去“滕县”(即现在的滕州市区,当时的县城就叫滕县)。那时候的济宁,就是我心目中的”大城市”。农村的学生,来到这里,自然感觉一切新鲜,眼界大开。济宁以西几个县的同学,有的到宿舍放下行李,先去济宁火车站看火车,以印证一下梦想中火车的真面目。在济宁汽车站,有学校的敞篷汽车接站。学校的确有点大学的“气派”:高大宽敞的大门上方,“济宁师专”四个大字老远就看得到,据说是从鲁迅先生书法字库里组合的,字体简穆古朴; 新落成的理科楼,白色格调,局部六层,是全校最高建筑;中文系的教室在文科楼,红色砖混建筑,局部四层;宿舍楼在操场北面,也是红砖楼房。来到学校,看到来来往往报到的新生中,竟然有不少如我这样的“老家伙”,有的看相貌估计年龄比我还要大,心里稍微有了点宽慰:同学中最起码有了同龄人,自己不会“孤军奋战”。事实的确如此,我们中文系两个班,大龄青年十八九位,占的比例不算小。

刚入学的时候,学校要求佩戴校徽。我们这些新生,觉得考上了大学,很有些新鲜感,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,招摇过市,自我感觉良好。其实,那个时代,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,师范生的身份可想而知。去商店买东西,售货员都不正眼看你。从学校出门往西不到300米路南,有一邮电营业所,里面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士,看到佩戴校徽来寄信、买邮票的师专学生,常以嘲弄的口吻说:“又是小师专的来啦”!尽管这样,济宁师专在一般人心目中还算是济宁市区最高学府之一(建设路南头还有济宁医专)。所有外地寄往师专的来信,有写“济宁师院”的,有写“济宁师专学校”的,五花八门;我们班长在部队的同学,来信信封上赫然写着“济宁师大”!但这些来信,无一例外,都寄到了学生手中。

那时候,考上大学,就意味着进了“保险箱”,吃住免费,还要发助学金,就成了“国家的人”了。不像现在,要交昂贵的学费,毕业后,还要辛苦找工作。记得每位学生每月35斤饭票、10元菜票。饭量小的,还有结余。饭票发下来以后,自然先吃细粮,剩下粗粮饭票,买大米饭(到现在都很纳闷,大米那么好吃,怎么成了粗粮)或者面条。最难忘热天买面条,伙房里几口高而粗的黑瓷缸,里面装满了煮熟的粗面条,凉的;一位身穿背心、胳膊很粗,汗油油的胖师傅,不要任何用具,伸手往大缸里一抓,一把面条就抓到了学生碗里,然后再给加一匙麻汁,面条居然很好吃!完全没有想到面条里是否掺杂了师傅的汗水。学校那时候也是初步“扩招”,学生急剧增加,硬件设施建设慢了点,餐厅售菜口少,每次开饭,学生人头攒动,拥挤不堪,饭场如同战场。体育系的同学个子高,力气大,都是他们挤在前面,外系的学生,敢怒不敢言。入学不到两个月,这种无序的状态,引发了学生一次不太小的“波动”:80级体育系的一位同学加塞买饭,把维持秩序的校学生会主席、79级政治系团支部书记邵作珍(毕业后济宁市委优秀后备干部,已故)打得头破血流,引发了众怒。一些学生罢课,要求惩办打人者。学校连夜紧急召集会议,第二天一早,在全体学生大会上,宣布了对打人学生的处理决定:留校察看一年;并决定在学生餐厅增加售菜窗口,延长开饭时间,此后,学生就餐秩序才慢慢好起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农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, 但也并不是吃不饱饭,只是缺少钱花。即使这样,农村的孩子出门求学,置办一些“行头”还是必要的。一身“涤卡”衣服,一个柳条箱包,就是那个时期大学生的“标配”。来到学校以后,才发现要配备的东西还有不少,比如手表、皮鞋等等。但这些东西,在我们看来,都是“高大上”,需要大把的人民币。看着条件好的同学戴着光闪闪的手表,许多同学很是羡慕。虚荣心的驱使下,也想买块手表,哪怕是“钟山”牌的(南京产,30元;好点的,有“宝石花”,90元;“上海”牌的最好,125元,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)。一个学期不到,班里戴手表的明显多了起来。至于怎么买的手表,就不得而知了。听当时我们校团委书记讲,山东师范大学一位学生,逼着家里给他买手表,他父亲无奈,卖了家里唯一一头毛驴。他戴的手表,被同学们戏称为“驴”牌手表。我家没有养驴,我戴的那块上海表,是第一个学期的冬天,家里卖了两棵大杨树,托我在新疆库尔勒核试验基地部队服役的堂叔买的,可以说是“树”牌手表。戴上了手表,当然要“显摆显摆”,校园里许多男同学,穿着长袖衣服,也要把袖子撸起来,这倒不是为了干活方便,而是为了让别人尤其是女同学看到自己手腕上的那块手表。至于皮鞋,家庭条件好点的,也就是买上一双,那个时候,擦皮鞋,会成为宿舍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由于没有替换皮鞋,又嫌穿解放牌黄球鞋“土气”,年轻人脚汗大,皮鞋穿得发臭,“臭皮鞋”的说法,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
虽然济宁师专是一所普通的三类高校,但学校里名师荟萃。校长赵勉,矮矮胖胖,慈眉善目,老北平大学毕业,1935年北平“一二.九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掌旗人,老资格的革命家、教育家,讲话非常幽默风趣。记得给我们新生作入学教育报告,自我介绍的时候,说:“同学们,我叫赵勉,不要把我写成赵兔”,全场哄堂大笑,掌声雷动,赵校长一下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,然后,校长结合自己参加革命成长的经历,联系实际,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难忘的理想信念教育课。以姜葆夫教授领军的中文系,更是聚集了一批全省高校知名的专家和学者。系里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,日常学习和行为规范的管理上甚至严于高中阶段。因此,两年学习时间虽然短暂,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还是很扎实的,这为我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按照当时教育部规定,师专是面向初中学校,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。1982年7月,同学们虽然面临毕业,但都很淡定,因为国家“包分配”,工作差别无非是城乡和远近之分。而实际上,我们离开母校,分配到完全中学的,绝大部分都当了高中教师,干了只有本科生才可以干的“活”,当时国家太缺乏人才了,只能“拔高”使用。又过了若干年,在学校工作的同学,相当一部分改行去了政府机关,去“做官”了;有胆量的,“下海”经商,成了“最先富起来”的那部分人。坚守到现在,仍然在教育一线的同学,已经是教有所成,桃李满天下,成为最受社会认可、最能体现母校培养价值的群体了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