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微信看到，坐落于济宁红星路北侧的济宁师专旧址马上就要拆除了，谨以此文致敬我记忆中的母校，致敬健在和已经去世的师长，致敬我同班同系的同学，致敬我们逝去的共同的青春芳华……

1980年9月的一天，我暂别了家乡，坐上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来到古城济宁，成为了济宁师专(今济宁学院的前身)众多新生中的一员。据1980年的《光明日报》说，这一年，全国的高考录取率只有8%，能“挤”过这座“独木桥”，在那个城乡差别比较大的年代，已属于“幸运儿”，尽管有人“挤”得“跌跌撞撞”、“鼻青脸肿”。要知道，还有大约92%的同学或同志们在彼岸“望洋兴叹”。就我本人来说，考学之前，我已经是有着3年多教龄的民办教师了，1980年考上大学者，应届毕业生已经占到绝大部分，社会青年执着如范进者，已经不太多。况且我已经二十多岁，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，与和我的学生年龄差不多的人做同学，既有考上大学的欣喜，也实在有点“难为情”。

来济宁上学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“远门”。以前出门，最远的距离，就是去“滕县”(即现在的滕州市区，当时的县城就叫滕县)。那时候的济宁，就是我心目中的”大城市”。农村的学生，来到这里，自然感觉一切新鲜，眼界大开。济宁以西几个县的同学，有的到宿舍放下行李，先去济宁火车站看火车，以印证一下梦想中火车的真面目。在济宁汽车站，有学校的敞篷汽车接站。学校的确有点大学的“气派”：高大宽敞的大门上方，“济宁师专”四个大字老远就看得到，据说是从鲁迅先生书法字库里组合的，字体简穆古朴; 新落成的理科楼，白色格调，局部六层，是全校最高建筑;中文系的教室在文科楼，红色砖混建筑，局部四层;宿舍楼在操场北面，也是红砖楼房。来到学校，看到来来往往报到的新生中，竟然有不少如我这样的“老家伙”，有的看相貌估计年龄比我还要大，心里稍微有了点宽慰：同学中最起码有了同龄人，自己不会“孤军奋战”。事实的确如此，我们中文系两个班，大龄青年十八九位，占的比例不算小。

刚入学的时候，学校要求佩戴校徽。我们这些新生，觉得考上了大学，很有些新鲜感，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，招摇过市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其实，那个时代，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，师范生的身份可想而知。去商店买东西，售货员都不正眼看你。从学校出门往西不到300米路南，有一邮电营业所，里面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士，看到佩戴校徽来寄信、买邮票的师专学生，常以嘲弄的口吻说：“又是小师专的来啦”!尽管这样，济宁师专在一般人心目中还算是济宁市区最高学府之一(建设路南头还有济宁医专)。所有外地寄往师专的来信，有写“济宁师院”的，有写“济宁师专学校”的，五花八门;我们班长在部队的同学，来信信封上赫然写着“济宁师大”!但这些来信，无一例外，都寄到了学生手中。

那时候，考上大学，就意味着进了“保险箱”，吃住免费，还要发助学金，就成了“国家的人”了。不像现在，要交昂贵的学费，毕业后，还要辛苦找工作。记得每位学生每月35斤饭票、10元菜票。饭量小的，还有结余。饭票发下来以后，自然先吃细粮，剩下粗粮饭票，买大米饭(到现在都很纳闷，大米那么好吃，怎么成了粗粮)或者面条。最难忘热天买面条，伙房里几口高而粗的黑瓷缸，里面装满了煮熟的粗面条，凉的;一位身穿背心、胳膊很粗，汗油油的胖师傅，不要任何用具，伸手往大缸里一抓，一把面条就抓到了学生碗里，然后再给加一匙麻汁，面条居然很好吃!完全没有想到面条里是否掺杂了师傅的汗水。学校那时候也是初步“扩招”，学生急剧增加，硬件设施建设慢了点，餐厅售菜口少，每次开饭，学生人头攒动，拥挤不堪，饭场如同战场。体育系的同学个子高，力气大，都是他们挤在前面，外系的学生，敢怒不敢言。入学不到两个月，这种无序的状态，引发了学生一次不太小的“波动”：80级体育系的一位同学加塞买饭，把维持秩序的校学生会主席、79级政治系团支部书记邵作珍(毕业后济宁市委优秀后备干部，已故)打得头破血流，引发了众怒。一些学生罢课，要求惩办打人者。学校连夜紧急召集会议，第二天一早，在全体学生大会上，宣布了对打人学生的处理决定：留校察看一年;并决定在学生餐厅增加售菜窗口，延长开饭时间，此后，学生就餐秩序才慢慢好起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农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， 但也并不是吃不饱饭，只是缺少钱花。即使这样，农村的孩子出门求学，置办一些“行头”还是必要的。一身“涤卡”衣服，一个柳条箱包，就是那个时期大学生的“标配”。来到学校以后，才发现要配备的东西还有不少，比如手表、皮鞋等等。但这些东西，在我们看来，都是“高大上”，需要大把的人民币。看着条件好的同学戴着光闪闪的手表，许多同学很是羡慕。虚荣心的驱使下，也想买块手表，哪怕是“钟山”牌的(南京产，30元;好点的，有“宝石花”，90元;“上海”牌的最好，125元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)。一个学期不到，班里戴手表的明显多了起来。至于怎么买的手表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听当时我们校团委书记讲，山东师范大学一位学生，逼着家里给他买手表，他父亲无奈，卖了家里唯一一头毛驴。他戴的手表，被同学们戏称为“驴”牌手表。我家没有养驴，我戴的那块上海表，是第一个学期的冬天，家里卖了两棵大杨树，托我在新疆库尔勒核试验基地部队服役的堂叔买的，可以说是“树”牌手表。戴上了手表，当然要“显摆显摆”，校园里许多男同学，穿着长袖衣服，也要把袖子撸起来，这倒不是为了干活方便，而是为了让别人尤其是女同学看到自己手腕上的那块手表。至于皮鞋，家庭条件好点的，也就是买上一双，那个时候，擦皮鞋，会成为宿舍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由于没有替换皮鞋，又嫌穿解放牌黄球鞋“土气”，年轻人脚汗大，皮鞋穿得发臭，“臭皮鞋”的说法，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
虽然济宁师专是一所普通的三类高校，但学校里名师荟萃。校长赵勉，矮矮胖胖，慈眉善目，老北平大学毕业，1935年北平“一二.九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掌旗人，老资格的革命家、教育家，讲话非常幽默风趣。记得给我们新生作入学教育报告，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说：“同学们，我叫赵勉，不要把我写成赵兔”，全场哄堂大笑，掌声雷动，赵校长一下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，然后，校长结合自己参加革命成长的经历，联系实际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难忘的理想信念教育课。以姜葆夫教授领军的中文系，更是聚集了一批全省高校知名的专家和学者。系里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，日常学习和行为规范的管理上甚至严于高中阶段。因此，两年学习时间虽然短暂，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还是很扎实的，这为我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按照当时教育部规定，师专是面向初中学校，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。1982年7月，同学们虽然面临毕业，但都很淡定，因为国家“包分配”，工作差别无非是城乡和远近之分。而实际上，我们离开母校，分配到完全中学的，绝大部分都当了高中教师，干了只有本科生才可以干的“活”，当时国家太缺乏人才了，只能“拔高”使用。又过了若干年，在学校工作的同学，相当一部分改行去了政府机关，去“做官”了;有胆量的，“下海”经商，成了“最先富起来”的那部分人。坚守到现在，仍然在教育一线的同学，已经是教有所成，桃李满天下，成为最受社会认可、最能体现母校培养价值的群体了 。